中亚五国在西安的打开方式开讲

　　由王建新教授领衔的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赫赫有名，被誉为“现代张骞”。这支考古队由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骨干教师、学生组成，吸收国内外合作单位人员先后参与。20余年来，他们不惧艰辛，用稳健脚步丈量丝绸之路，用科学精神寻找历史印记，用尊重包容架起丝路文明对话的桥梁，用累累硕果展示了考古学术中的东方视角。

　　5月15日，华商报在西北大学长安校区专访了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队长王建新。

　　厘清了古代月氏、康居、贵霜的文化特征和分布范围

　　华商报：您和团队在中亚考古研究中深耕多年，请介绍一下考古成果。

　　王建新：我们克服了各方面不利因素，在乌兹别克斯坦西天山地区，国际学术界认为的“空白地带”，新发现了数百处古代文化遗迹，发掘了迄今规模最大的康居贵族墓，建立了乌兹别克斯坦考古史上首座考古现场保护大棚，发现了找寻已久的极有可能是大月氏的文化遗存——拉巴特墓地……

　　月氏是曾经活跃在我国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在西汉时被匈奴击败西迁中亚。作为中国的考古学者，需要说清楚一支故乡在中国的游牧民族的历史踪迹。

　　1995年，我们确立西北大学考古学科的蓝图：“立足长安，面向西域；周秦汉唐，丝绸之路”。也就是说，我们要走出去，考古学术中必须要有东方视角。

　　做足了充分的学术准备后，1999年，西大考古专业专家教授和学生组成一支考古队，走进了茫茫戈壁。2007年，团队在东天山地区发现了疑似是大月氏的王庭遗址“东黑沟遗址群”，这一成果入选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考古队沿着张骞出使西域的足迹，从甘肃到新疆，从国内的东天山地区到中亚的西天山地区，经过20多年的艰辛探寻，最终厘清了古代月氏、康居、贵霜的文化特征和分布范围，取得了中国科学家在中亚考古研究领域的重要突破，为用中国话语阐释丝绸之路历史提供了实证资料和科学依据。

　　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考古研究所签署合作协议

　　华商报：请您讲一讲与乌兹别克斯坦联合考古的故事。

　　王建新：考古队从东天山出发，追踪月氏西迁路线，到达了乌兹别克斯坦。在境外考古工作中，考古队逐步探索出了“大范围系统区域调查与小规模科学精准发掘相结合”的研究模式。2015年，考古队先在撒马尔罕西南的西天山北麓山前地带，找到了属于康居文化遗存的撒扎干遗址，这个发现让我们振奋不已，因为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当年正是经康居抵达月氏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6年，考古队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小城拜松发现了拉巴特墓地，经过对时空范围、文化特征等方面系统地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界一致认可，拉巴特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寻找已久的西迁中亚的大月氏。

　　2013年12月，在省政府的支持下，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式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组成中乌联合考古队。

　　2019年“中乌联合考古成果展——月氏与康居的考古发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展出，引起当地公众、国际学术界以及全球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乌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也给予了高度赞许，肯定了中乌联合考古队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2020年12月，由西北大学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的“绝域苍茫万里行——丝绸之路（乌兹别克斯坦段）考古成果展”在故宫博物院举办。

　　培养有国际工作能力的学生解决语言难题

　　华商报：在中亚考古遇到了哪些难题？怎么解决？

　　王建新：西域夏季干旱，是开展考古发掘的黄金时段。在大漠戈壁，考古队员通常是在忍受太阳暴晒、蚊虫叮咬的情况下，开探方、看剖面、清理文物。一天下来，汗渍和浮土让人看不出衣服本来的颜色。生活用水稀缺，洗澡很奢侈，一周洗一次，在考古队稀松平常，无论是教授还是“00后”的大学生都是这样。

　　常年在野外工作，幕天席地是常态。住过废弃的工厂、牧民的羊圈，甚至在深山戈壁就地宿营。没水洗脸就用湿巾擦，吃不到热饭也不怕，自己发明了“考古套餐”：标配是一个馕饼、一根香肠、一个西红柿、一根黄瓜，优质版本就是再用手铲切个西瓜。

　　最大的困难是语言沟通方面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培养既懂语言又有考古能力的学生，培养有国际视野、有国际工作能力的学生。同时，也培养当地的学生，请他们协助我们工作，当地不少学生在中国留过学。

　　考古队在中亚建立和推行“考古发掘+遗址保护+人才培养”三结合的模式，得到了中亚人民的普遍称赞。

　　联合考古研究为“一带一路”建设实现了民心基础

　　华商报：与中亚联合考古对“一带一路”的新阶段发展有什么意义？

　　王建新：“一带一路”的发展，民心相通十分重要，这个倡议需要得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理解和支持。要理解，首先要互相了解，我们研究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历史，就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他们的现实，促进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及人民的互相了解，这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民心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