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川流不息，流淌着文明的血脉，非物质文化遗产伴河而生，是绵延相传的人间烟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地貌成就一方民歌曲调词藻。农耕文化、游牧文化、草原文化、黄河流域文化，共同孕育出陕北民歌荡气回肠、跌宕起伏、壮阔绮丽的精神内涵。
陕北民歌，是时代的经线和地方的纬线编织出的一匹五彩斑斓的锦绣。陕北东与山西隔黄河相望，西临甘肃、宁夏回族自治区两省区，北部之外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大草原，南接关中平原。特殊的地理位置，让陕北民歌博采众长，成为多民族、多区域文化交融遗留下来的共同艺术。
但近些年，关于陕北民歌、山西民歌以及内蒙古民歌的所属问题，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争议与讨论。而陕北民歌因为流传范围广，知名度高，似乎陷入了产地问题的泥淖，也面临着从业者众，却未形成完整民歌产业链的困境。
一对对鸳鸯何处来，黄河两岸共徘徊
2005年，阿宝凭借一首高音达到High C的著名陕北民歌《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拿下了《星光大道》当年的总冠军。头戴羊肚子手巾、身穿羊皮袄的放羊娃形象，让所有观众都认为阿宝是陕北人。而当他是山西人的身份曝光后，引来不少争议。
有山西观众认为，阿宝身为山西歌手，为何不唱山西那么多有名的左权民歌，为家乡的民歌传承发扬做贡献，反倒跑去唱陕北民歌。而陕西观众认为，阿宝一个外地人，把陕北民歌唱得串了味，只知道一味地飙高音。
对此，阿宝一肚子委屈：“其实我唱的陕北民歌并不多，只有两首。可能和我在舞台上的打扮有关吧，好多人以为我只唱陕北民歌。但我的打扮也没什么问题吧，因为陕北、内蒙古、山西的文化本身就特别接近。”
此后，阿宝推出的单曲《为你跑成罗圈腿》，也遭遇了内蒙古、山西、陕北的民歌属地之争。同样陷入民歌属地泥淖的，还有陕北歌手贺国丰。2015年，贺国丰参加山西卫视《歌从黄河来》比赛中，演唱的《谈不成恋爱交朋友》的旋律和内蒙古《送亲歌》相差无几，只是歌词完全不同，贺国丰获得比赛的第一名。
很快，一篇名为《内蒙古经典民歌‘送亲歌’被搬家？内蒙古人不答应》的文章在内蒙古人的朋友圈刷屏。很多媒体转发并附相关视频引发广大网友新一轮的讨论和关注。贺国丰作为当事人前后两次公开道歉解释。
由贺国丰改编整理、被陕北民歌手广泛传唱的《一对对鸳鸯水上漂》，有人说是地道的山西民歌，也有人说，它的曲调来自漫瀚调经典曲目《联四曲儿》。总之，近些年民歌在黄河两岸，长城内外的归属之争几乎没有休止过。
“十几年前，我提出黄土民谣的概念，也算是个无奈之举，很多民歌没有办法按照行政区划来定义，山西、陕北、内蒙古的争议让很多人很上头，但文化是一个无形的状态。”贺国丰说。
实际上，内蒙古准格尔旗的一些漫瀚调、二人台歌手也常在不同场合演唱陕北民歌。被誉为“爬山调之乡”的内蒙古武川县爬山调传承人武三军三次参加爬山调比赛，均以演唱陕北民歌获得第一名。在多次举行的陕北民歌比赛中，也都有甘肃、宁夏的歌手参加。
在民歌属地之争中，常常被提及的漫瀚调，同样源自蒙汉文化交融。漫瀚调以鄂尔多斯蒙古族短调民歌为母曲，是晋陕文化和鄂尔多斯蒙古族本土文化交融的产物。兼具晋陕民歌风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风搅雪”的音乐文化混融现象。蒙汉兼容的核心价值，决定了漫瀚调的本质就是“蒙汉调”。
王向荣认为，文化不能按行政区域划分，陕西和山西都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仅一水之隔，文化本身就有极大相似性，这边唱，那边听，那边唱，这边听，唱的听的时间长了，自然就分不清歌的老祖宗是谁了。但一点是肯定的，这些流传千年的民歌，是老祖先留给我们的经典作品，我们应该文明地传承发扬这些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红果果单颗难成排，没人主事不成才
在吴堡县融媒体中心旧旧的小楼上，民歌手丁文军在二楼的角落拥有一间小小的办公室，一个小书柜隔开办公桌和一张单人床，空间因此显得局促。采访时，刚坐定没说几句，老丁就拿出眼药水熟练的滴进两只熬得发红的眼睛里，他的手机不停地响起。
连着几天往返于延安、榆林几地演出，参加各类活动，他熬了几个大夜，五十多岁的身体着实有些扛不住。自打上了2022年央视春晚，这样的生活就成了丁文军的常态。
2020年10月，吴堡县按照“文艺特殊人才”聘任丁文军到柳青文化园当“文艺宣传员”，并给予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同等待遇，让他拥有了很多民歌手羡慕的“官方头衔”。
但成名的老丁并未如很多人想象中的那样一夜暴富，有时，甚至要靠在榆林开美容院的妻子贴补自己的支出。各种公益演出邀约不断，虽说活动方会报销机票、管吃管住，仍时常一分钱不挣还要贴上往返机场的打车钱，再耽误几天时间。
有奉献少回报、甚至无回报的不断跑场子，让他感到疲倦不堪，时常觉得难以为继。当下，这样的困惑并不属于老丁一个人。
其实，像丁文军这样拥有了一定头衔和名气的民歌手，完全有快速致富的途径，但老丁却始终认为，自己的为人处世和朴实形象才是受欢迎的基础，他不愿靠哗众取宠的方式在互联网上捞金。
当前，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影响力较大的陕北民歌手刘妍与马美如，都组建了自己的传媒公司。在流量为王的时代，要想在互联网大潮中脱颖而出，她们往往需要团队化运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延安文化艺术中心前主任李刚表示：“互联网为陕北民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宣传平台，但当前泥沙俱下的互联网环境中，也让一部分民歌手走上了低俗炒作、博眼球赚钱的旁门左道，应该尽快积极引导。”
当前，陕北民歌从业者众，全国范围难寻第二个如此庞大从业体量的地方民歌手群体。但几千民歌手基本都处于散兵游勇状态，陕北地区还没有一家关于陕北民歌的经纪公司，也没有任何官方机构能统筹管理，全靠歌手个人肆意生长。
各自为战的民歌手群体中，形成了好几个层级的分化。有成为国家一级演员，常年参与各种重要演出的领军人物，也有少数具有一定影响力，能拿到较高出场费的知名歌手，还有进入体制的“带编歌手”，以及少数在各种民间组织的签约歌手。这些歌手，只能占到整个民歌手群体的一小部分，剩余绝大部分民歌手都处于单打独斗，奔忙于走穴跑场，收入来源不稳定。
曹军民认为，当前陕北民歌手已经足够多，缺乏的是懂市场运作的经纪人队伍和整体提升的包装公司。即使有了爆款作品，依旧缺乏经营版权的意识，很难让歌手和创作人实现名与利的双丰收。
早在2014年，湖南老板刘德明就因为看好陕北民歌市场而创办了陕北民歌大舞台。几年下来，他用“惨淡经营，叫好不叫座”来总结经营状况，但他依旧在做各种努力，试图让陕北民歌大舞台能“上台阶、出成绩、有效益”，也让陕北民歌能“走出去、立住脚、成气候”。
山丹丹花背洼洼开，有了心思慢慢来
2008年6月，陕北民歌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确立延安市文化艺术中心和榆林市群众艺术馆为责任保护单位。此后，延安和榆林两地共同保护，各自发力。
延安市政府组织干部深入各县区89个乡镇，走访老艺人166位，搜集整理文字、照片、录音、录像多种资料。出版了《陕北民歌大全》1—6卷和陕北民歌精选CD《陕北是个好地方》《黄土地的诉说》。
延安还先后举办了八期陕北民歌大讲堂专题讲座，邀请专家为陕北民歌爱好者、词曲作者授课，参与人员达5000人次，又建立陕北民歌传承保护基地一个、传习所三个。
“在延安，陕北民歌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和特色，成为可见、可亲、可参与的现实生活场景。”延安市文化艺术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部部长吴雪艳介绍，针对陕北民歌缺乏高质量制作的情况，延安也专门拿出经费每年打造几支精品作品。
2017年2月，榆林决定建设陕北民歌博物馆。从选址规划、学习考察、专家选聘，到展陈设计、文物征集、综合布展，社会各界鼎力相助。2018年5月23日，陕北民歌博物馆正式开馆，成为全国独一无二的民歌音乐博物馆。
穹幕影院、真人演唱、实景还原、民歌教学、录音制作……让陕北民歌的历史真正活起来，动起来，而不是以碎片的形式散落在黄土高原的各个角落。游客可以通过传统演唱与现代科技交融的方式感受陕北民歌的魅力。
每个周六，陕北民歌博物馆的民歌手周淋都会开设陕北民歌公益教学，最火爆的时候，一期就能有200多名学员。“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穿越大半个榆林城来听课，还有一些小朋友听完课开始喜欢陕北民歌，这些都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周淋说。
2022年，周淋有幸参与了延安大学国家艺术基金历时75天的“陕北民歌艺术人才培养项目”，集中授课、名家讲座、理论研讨、田野采风、实践演出等丰富扎实的教学环节，让他收获感满满。
“延安大学和陕北民歌情缘深远，我们要把延安大学建成全国陕北民歌研究、传播、创新、发展基地。”延安大学副校长吕达说，上世纪80年代初，延安大学中文系教授韩世琦就已开设陕北民歌课，到如今，陕北民歌课依然是延安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特色公选课。鲁迅艺术学院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均开设了陕北民歌专业课和理论课。
“如何遵循民歌演唱本质、把握‘声’与‘情’、‘自然美’与‘艺术美’等关系、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性传承、推动陕北民歌的创新发展，从而有效引领陕北好声音是陕北民歌演唱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也是本次项目的初衷。”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副教授程琴说。
“文化从来就不是早上播种下午收获的面子工程，好在近些年，政府、艺术界、学术界，还有民间力量，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推进着陕北民歌的发展，让陕北民歌有了越来越好的生存空间。”李兴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