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 。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韩城司马迁祠
为什么有说司马迁是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有说是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司马迁到底出生于何地? 《太史公自序》云：“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此龙门在何处，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说在今陕西韩城县，一说在今山西河津县。
最早持陕西韩城说者是唐代的张守节，他在《史记》“正义”中说：龙门山在夏阳县(今韩城县)，“龙门在同州韩城县北五十里……龙门山在夏阳县，迁即汉夏阳县人也，至唐改曰韩城县”。王国维先生亦持此说，他在《观堂集林》中说：“然公自云生龙门者，未必专指龙门山下。”近来有人反对王国维的观点，认为王氏的看法仅为一种猜测而已，司马迁在自序中对自己列祖列宗的分散情况记载详实，均非专用古地名，何以对自己的出生地偏要用古地名呢?还有人认为司马迁自序中的龙门不是指人们通常所说的龙门(禹门口)，而是指韩城县鬼东乡的“龙门寨”(小龙门)。其理由是：韩城县鬼东乡徐村住有冯、同二姓，均自认为是太史公后裔。他们自称，原本为司马姓氏，因为司马迁受腐刑，后人感到不光彩，改了姓氏：在司马的“司”字左边加一竖，成为“同”字；在“马”字左边两点，成为“冯”字，并列陕西韩城芝川镇司马迁庙为佐证。持反对意见者认为：司马迁受刑入狱，两三年后即出狱入朝为中书令，他本人没改过姓氏，后世的人们多为他抱不平，司马迁的后裔不会引以为耻，更改姓氏。至于芝川镇的司马迁庙，是北宋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所建，距司马迁生活的年代晚约1000年，以之为佐证，很勉强。据说，韩城芝川镇的司马迁庙又称“望祖庙”，其庙宇并非正南正北，而是呈西南-----东北向，正朝向黄河东岸的河津县龙门山，则“望祖庙”之称是有来由的。
持山西河津县说者认为， 自古以来，龙门(包括龙门山、禹门口)都记载在山西河津县。汉代孔安国的《尚书传》说：“龙门山在河东之西界”。《元和郡县志》说，龙门县，秦置为皮氏县，汉为河东郡。后魏太武帝改皮氏为龙门县，因龙门山为名。县西20里龙门山上有大禹祠。并云龙门口在县北25里，唐之龙门县即今河津县。黄河自西北而东南出禹门口，急转弯由北而南流去，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耕牧河山之阳”的地方，即黄河之北，龙门山之南。“迁生龙门”，在汉代这是一个以龙门山为中心的地理、地域概念，不是行政区域的概念。元代王世诚在《河津县总图记》中，对“迁生龙门”有如下说明和记述：“太史公自序曰：迁生龙门，居于太和坊”、“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为之建石室，立碑树垣”，“是其坟墟所在矣，司马迁墓前有庙，庙前有碑”。即“汉太史司马故里”碑，此碑兴修水利时毁之。现在该村仍有司马姓氏的居民。
为什么晋代会在这里建司马迁庙?论者认为同晋代汉阳太守殷济有直接关系。殷济，祖籍晋。他瞻仰司马迁遗文，向当朝上书：西汉司马迁是有功德之人，和当朝虽非同族也是同姓，建议为此人作纪念物。晋代重视出身门第，门阀世族盛行，在司马迁出生地建筑纪念物是顺理成章的事。综合上述，两种观点各有所据。司马迁究竟出生于何地，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接下来主要说说司马迁的主要成就，可以说没有司马迁撰著《史记》，就没有东方文明。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他早在两千多年完成的《史记》，是一部搏大精深、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魄磅礴、识见超群的历史巨著，奠定了中国“正史”的基础。《史记》是有史以来，世界上第一部大百科全书。郭沫若先生认为他是孔子之后的另一位文化巨匠。这里仅以他对人类的8大贡献作些介绍。
1．“成一家之言”的世界历史之父
司马迁是中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世界史学史中不可多得的历史学家。他主张“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中第一个字就是“究”。他是把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将史学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科学实践活动。他为撰写《史记》曾广泛收集原始材料，并注重实地考察，详细勘辨真伪。所征收的古代典籍，仅标明书目的就达80余种，还参阅了大量的宫廷档案。如关于黄帝，历代有种种子虚乌有的传闻和神话。但司马迁则以详实广博的野外考察材料为依据，力破旧说，大胆提出了黄帝是人，作出“黄帝崩，葬桥山”的新论断。
司马迁笔下的历史，是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生产、生活、宗教、自然为一体的以人物活动为中心的历史。他另一可贵之处，是发现世界各民族的交流是一个客观事实，奉献是共同的，影响是相互的，所以，他又写了许多与汉朝帝国有关的其它地区与民族的历史。正如翦伯赞先生所言：“即以世界规模研究中国历史”。史学是一门科学，而科学需要批判精神、实践精神和理性精神，而司马迁恰恰在三个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1957年，司马迁被联合国命名为“世界历史之父”。
2．超前思维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市场机制”的论述。首先他在《货殖列传》、《平准书》、《河渠书》中认为：中国要想富强，必须和国外通商。用太史公时代的语言概括，叫做“无为而治”——用我们当代的经济学理论来类比，就是主张发展市场经济。司马迁强调国家不要过多的干预经济，让经济规律自行调节经济。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宏观管理思想，在当时绝无实现的土壤。何况汉初“无为而治”和“与民休息”的时代早已过去。
两千年后的今天，欣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我们不难发现，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及其求富的义与利观念，在当前改革开放中仍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诸如发展生产，多种经营，广开求富之路；而后要进行教化，不做奸富之事等等，都是十分可取的。
3．肯定中华各民族都是黄帝的子孙
司马迁民族思想，充分体现在《史记》中。他为少数民族写下了《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等6部少数民族传记。他的民族一统思想的具体内容是：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国境内各民族应该平等相待共存共荣，反对民族之间的歧视和非正义战争。
司马迁肯定的王者一统天下，对中华各民族的发展有决定性意义。他在传记中对少数民族(蛮夷人)一视同仁，皆当作黄帝子孙；甚至把中国版图有多大(今天中国的版图基本上奠定于汉武帝时代)，黄帝生、卒、葬在什么地方，他都有洋细考证。至今“黄帝陵”前的碑文，仍是转载他的《史记》原文。
4．为至圣孔子等教育家树碑立传
司马迁在《史记》中，创立了《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 卿列传》，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以及孟子、荀子等教育家的教育业绩，第一次为中国教育家立传，从而也确立了孔子万世师表的历史地位。
汉武帝时代，虽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也不过奉以虚名，并不实行儒学以治世。而真正对孔子的道德、学问和业绩进行高度评价，对儒学教育进行认真总结的，则首推司马迁。
5．总结古代天文历法的光辉成就
《史记》中《天官书》、《历书》，是论载天文学的专篇。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为太史令时，就曾师从著名天文学家唐都。司马迁为太史令，又求教于唐都，并与之共同制定“太初历”，改革历法，掌握了渊博的天文学知识。司马迁曾亲自参与封禅、改历，掌管司天官，有深厚的观测实践，所以能在专篇中总结和反映古代天文学和历法的发展及其光辉成就。
6．当之无愧的地理学家
地理是古代的一门关乎国家大政重要学问。《史记》虽未设“地理书”，然而《河渠书》、《夏本记》，可以视作地理专篇。此外，还有许多篇章论载地理。例如《史记·夏本记》有三分之二的篇幅论载地理。还记载了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等诸多州的地理、土地、赋役、物产等情况；写了山川河流的形势，并记叙了王侯所在城市外围、郊区、国家边远地区之间的关系等等。
西北、东北、西南、东南等边疆地理，于各少数民族域外列传中也详细记载。这些记载研究，至今仍是中外学者研究我国边疆地理必不可少的宝贵资料。
7．提出军事地理学与兵法经商思想
持续4年之久楚汉战争，以项羽身败名裂，刘邦一统天下而告终。司马迁认为张良、萧何、韩信3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首先将用人的得失视为成败的关键；其次认为军事地理山川形势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刘邦对关中等地区的地理相当熟悉，并能在战争中加以利用。而项羽在楚汉战争期间却对军事地理相 当忽视。当诸侯兵入关中之初，有人曾向项羽上言：“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羽胸无远略，非但不听这一建议，反而杀了进言者。于是分王诸侯于善地，自己则东都于彭城。“山河之固”乃“国之宝也”。项羽不重视地理之利，也就丧失了守国之基础。
司马迁另一军事思想是用兵法经商。《史记》中的白圭、范蠡都是兵家。范蠡从一个“上将军”转而成为“致资累巨万”的富翁；白圭把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之法，用于贸易，更是发财有道。从军事战争与商业经营二者性质看，都属于博奕活动(或叫对策活动)范畴，是以“利”为本，“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以范蠡、白圭为代表的巨商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如何运用“知己知彼”、“出奇制胜”、“避实制虚”等战略战术，《货殖列传》描绘得清清楚楚。对于如何选地、任时、知物、择人，均有生动记叙。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军事院校，都把《史记》作为他们的必修课程，这充分说明司马迁的军事思想何等伟大!
8．与屈原比肩的杰出文学家
作为文学家的司马迁，开创了散文叙事的传记文学，成为历代文学大家和广大读者学习、借鉴的典范。《史记》遗泽后世，对后世传记文学、散文、小说、戏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司马迁的散文成就，不仅代表了汉代文学的高峰，而且在散文发展史上，也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在文学发展史上，文学家司马迁的地位，应和大诗人屈原比肩并列。屈原和司马迁两人，不仅身世道遇有共同之处，而且作品都努力反映现实生活，直面惨淡人生，鞭笞腐 朽和黑暗，同情被压迫人民，具有强烈的人民性。所以鲁迅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是极为中肯的。
唐宋八大家是我国古典散文的杰出代表，他们反对六朝骈文，提倡古文，把《左传》、《史记》作为旗帜。他们开展的古文运动，主要是学习司马迁把《史记》文章当作古文典范来借鉴。明清评点家，尤其是清代的桐城派古文家，更是把《史记》奉为古文正宗。在现代学校的语文和文学教育中，《史记》仍不失为热门教材。
司马迁是人物形象创作典型化的奠基人。只要提起司马迁，人们脑际就会浮现出屈原、魏公子、廉颇、蔺相如、项羽、刘邦、李广、荆坷、聂政等一系列英雄人物形象。司马迁“以文运事”的写人艺术，直接影响“因文生事”的后世小说和戏剧的创作。中国小说故事性强，戏剧强调人物性格的冲突，这与《史记》影响是不无关系的。
